心靈工坊 ∞ 所有經歷的心碎,都是覺醒的契機 ∞    ★西方靈性導師佩瑪•丘卓,睽違七年分享的生命實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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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:
《醫院裡的危機時刻:醫療與倫理的對話》

《時間等候區:醫生與病人的希望之旅》

《今天不寫病歷:一位精神科醫師的人文情懷》

《醫院裡的哲學家》

Troubled Voices : DGnstories of ethics & illness
 
作者:李察.詹納(Richard Zaner)
譯者:譚家瑜
書系:Caring 007
定價:260 元
頁數:288 頁
出版日期:2001 年 11 月 01 日
ISBN:9573016346
 
 
回到人情義理
書序作者:余德慧(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)

詹納博士是個相當傑出的現象學家,也是現象社會學大師阿弗瑞.休茲(Alfred Schutz)重要作品的翻譯者。在哲學的論著上,詹納博士的著作相當深入,尤其在探討具體化的現象學方面,甚見功力,可是我第一次讀到他這本《醫院裡的哲學家》的故事式書,相當驚訝,他居然完全放棄哲學的抽象思維,對病床之間協助病人的一些日常倫理故事娓娓道來,而最令我驚訝的是,他居然創造出一種非常新穎的病床心理諮商(bedside counseling)。

三十年前我進入台大心理系就讀,曾經在大一結束那個暑假,與一群刺青的虞犯青年在宜蘭礁溪共同度過二十一天,名之為心理諮商員。我的印象裡,自從那個時候到我拿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之間的十年,我幾乎都在心理病理的文化思維裡打轉,從來沒想到真正的心理諮商可以在病床旁邊,因為心理治療的正統是「到心理世界去矯治心理疾病」,但這遙不可及的夢想,被證明只是幻想,因為許多困厄如果只在單純的心裡邊,藥物就夠了,但是如果心病來自於自己與世界的關係,那麼傳統心理治療能夠做到的,其他民俗的方法也可以做到。

問題在於困厄是多元的,從身體內部的疼痛到自我參與世界所遭受的苦楚,幾乎是一層層的,每一層的病理邏輯幾乎都不一樣,已經愈來愈少人敢大言不慚說那全包式的治療,由於是自我與社會相接觸的領域,更是脫離了傳統科學心理治療的領域,而朝向文化社會哲學的實踐領域,幾乎讓原來發展的專業領域難以想像。

詹納就如此的無意之間踏入這個領域,而他做的正是病床諮商裡有關倫理調適的部分。這部分原本與哲學的倫理學有關,但是最開始詹納並不是從倫理學出發,而是現象學。詹納考慮的是自我與身體之間的具體現象學,在他的《自我的脈絡:以醫學為線索的現象學考察》(The Context of Self: A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using medicine as a clue, 1981 )一書中,他從生物現象學出發,逐漸展演身體的複式意識(complexure),乃至自我的出現,他界定「自我」是「處境裡的反身運動」(self as a situated reflexivity),以此為基礎,他談情緒、自閉症、抽象態度。自此,他憬悟到直接在病人世界工作充滿生活世界的機遇與哲學思維。

在他所處的現代化醫院,充滿了科技所帶來人倫的省思,可是在裡頭工作的專業人員卻對科技與人倫之間的互動恍若未覺,甚至讓他覺得,有許多人倫社會裡相當基本的東西,在這些充滿知識的專業人員的腦袋裡,居然是一片空白,所以在處理這些人倫之事之餘,他笑自己是沒有知識的有識之士。

受了詹納的影響,我開始反省台灣的心理治療處境。多數學院派的臨床心理知識與多數醫學知識一樣,總是敏銳的抓住問題,尋求技術的解決,可是卻缺乏人文社會的見識。心理諮商與治療引進台灣至少三十年,也在教育系統建立諮商制度,在醫院系統建立診療機制,可是幾乎無法在文化社會系統生根。主要的問題在於異文融接的部分出了問題,也就是早期台灣的輔導學界提出本土化的問題。可惜,三十年下來,西方輔導的「異文」與本土的「本文」還是扞格不入,一方面是本土的傳統助人系統(宗教、互助會、親屬、同誼等)的核心價值與西方的文化價值兜不在一起,各有各的堅持,個人只有在孤伶伶的情況才會找西式的輔導,甚至跟西方社會一樣,只有具備相當的教育程度才能從諮商的過程獲益;另一方面,輔導或心理治療專業有自己的基本專業思維,不輕易與民間知識妥協。可是,詹納的做法卻超越了這些矛盾,他直接跳過醫療專業,將醫療所帶來的人文問題放回到人情義理來解決,這點給我甚多啟發。

在前年(一九九九年),我與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的前任居家護理師秀如也做了一些改變。本來心蓮病房常有妻子陪著丈夫住院,妻子獨自為丈夫打點一切的過程,有時會傷心掉淚,因此志工多半會陪著妻子走過這段艱辛的歲月。等到丈夫去世之後,妻子往往陷入許多生活難題,例如青少年子女在沒有父親的管教之後,不唸書、夜不歸家或放蕩於朋儕之間,或者婆媳不和,乃至家計發生困難。但是,由於受到心理學悲傷輔導理論的影響,我們到寡婦家裡做「悲傷輔導」,往往把重點放在狹義的悲傷抒解,對寡婦們的生活倫理品質看做無關緊要。後來有位老姆媽在老伴去世之後,又認識一位阿公,兩人相談甚歡,這卻引起老姆媽的兒女不高興,一則他們認為「媽媽不是很忠於老爸」,一則擔心這位阿公「心懷不軌」,想趁機拐騙老姆媽的財產。我們去看老姆媽的時候,老姆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著兒女的不諒解,而另一方面,她的兒女也抱怨老姆媽「老番顛」,臨老談什麼戀愛。有了詹納書中的鼓舞,我們乾脆做起「倫理的調解人」,坐在客廳把老姆媽與她的兒女聚在一起,談個明白,而且就事論事,把心中不說的疑慮說清楚。我們發現,倫理的調解遠比任何心理諮商有效,因為許多心結並不是心理的,或者只是藉著心理表達,但關鍵卻在日常生活的倫理義理裡頭。

日常生活的倫理義理並不是理論,也不是純粹內心的事物,而是活生生的現實,在倫理的義理裡頭,有人死死要守護的東西,如自尊、面子、價值,有他們生命防線裡的底線,有他們在生活裡的堅持與不堅持,這些義理從來就是牢牢地長在生活裡,不假外求。如果我們硬把諮商理論套在他們的生活義理,那絕對是格格不入。例如,有個寡婦的孩子,自從父親去世之後,就不喜歡待在家裡,也對家人沒有好臉色。如果用我這個心理病理的大腦來想,八成我大概會想到一些敏感的東西,例如這十六歲的男孩害怕自己必須取代父親,成了寡母依賴的對象,甚至產生亂倫的錯覺。即使這個理論是對的,依照生活義理來說,這也是「不可說、萬萬不可說」的話,因為生活義理涉及面子,也涉及生活裡互相對待的分寸。我與這個寡母聊天,並不去碰這種西式的想法,反而把焦點放在家庭的氣氛。我們談父親去世以後家裡的客人來訪的情況,以及以前父親還在的時候,來訪客人都做什麼。寡母提到以前客人會在圓桌泡茶,但自從父親去世之後,圓桌被搬到角落,泡茶也沒了,「因為婦女人家跟男人家泡茶總是不像樣」。於是我們聊到風水,總覺得家裡有點「冷灶」,跟父親在的時候不太一樣。我也談到,孩子很敏感,家裡一冷清,就喜歡往外跑。那個寡母立刻同意,想把圓桌、茶具再搬回來,家人恢復泡茶。

「泡茶」這件事其實是這家庭很重要的氛圍,意味著家裡恢復生氣,也意味著父親的「音容宛在」。許多西方的悲傷輔導理論主張,停止悲哀最好的方法是徹底地與逝者說再見,從此毅然獨自向前行。可是在台灣(乃至整個華人社會)這是行不通的,因為任何屋子都充滿逝者的味道,神桌上有祖先牌位,處處有逝者的遺澤,我們往往透過香火一線的聯繫,把逝者緊緊地摟在懷裡,才是心中最大的安慰。有一位寡母說,每當撫育幼小兒女辛苦不堪,就會想到死去的老公,忍不住就哭起來,可是很奇怪,每次哭泣的時候,就會在依稀之間聽到丈夫喃喃的低語,彷彿就在身旁;於是她又振奮起精神,「與老公一起把養育幼兒的擔子扛起來」。

當然,人情義理絕非有固定的一套東西,往往因處境而異。病床諮商並不在於提出一套辦法來協助病患,而是透過與病人或家屬的摸索而使得某些困境得以開朗。每個病人出現的問題都是特例,應該單獨考量,而對病床諮商者來說,每次具體的案例都會引導我們省思人性與處境的複雜性,從而對生病處境有更深刻的瞭解。

有一次我在心蓮病房對護理人員上課,談詹納的倫理諮商。大家都同意,其實稍微在病床邊為病人及家屬做一點人情義理的功夫,可以造成很大的差別。可是,我看著這一群可愛的年輕女孩,心想她們除了需要在醫療技術增進之外,我還能為她們做點什麼?本書的出版,我想將之推介給病床第一線的工作人員,也許她們因為學到詹納的例子,懂得為病人帶來不一樣的照顧。

 
 
 
★聯合報讀書人新書金榜。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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